卡梅隆对话刘慈欣：科幻创作与中国科幻

2月18日下午，在北京柏悦酒店，作为《阿丽塔：战斗天使》推广活动的一部分，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和科幻作家刘慈欣进行了一次挺有趣的对话。

两人主要聊了聊科幻电影、科幻文学的创作，以及对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些看法和期望，两位大师敞开心扉聊了些大实话。游研社受邀参加了这个活动，并把两位现场对话整理摘录出来，和大家一起做个分享。

问：您对科幻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

刘慈欣：亚瑟•克拉克的作品把我引上科幻这条道路的。所以我对科幻感兴趣的是亚瑟•克拉克所描写的那种遥远的世界，最好有尽可能广阔的视野和深远的时空。

这和我的工程师背景没有什么关系。工程师是面向现实的，是一个工匠的东西。而我喜欢的科幻是面向未知的，面向未来的，是一种更加超脱，更具有哲学色彩的东西。

我也想过去学习天体物理，但是那会我分不够，只能考上工科学校（笑）。

卡梅隆：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物理和天文，我那个时候就就对未知世界充满兴趣，也希望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在我眼中那和寻找上帝差不多，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在我眼里科学家和科幻创作者是很相似的，他们都充满了好奇。只不过科学家会用一生去寻找真相，而科幻作家则会虚构一个（对世界的解释），这比当科学家要简单多了。

不过优秀并且负责任的科幻作者会尊重现实的科学规律，这是科幻和幻想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像亚瑟•克拉克说过的，我们无法分辨足够高级的科学和魔法之间的区别。

我很欣赏《三体》系列的一点就是，刘慈欣用大量的篇幅说明了为什么超光速旅行会无比困难。也许在科学理论上超光速旅行是可能实现的，但这绝对不是魔法。刘慈欣的作品中人类实现太空旅行和冲出太阳系的过程十分真实，要付出漫长而艰辛的努力。

顺便一说，我是刘慈欣的粉丝。如果你看到《三体》在美国销量猛增，那是因为有段时间我向所有人推荐这个系列。

问：从《终结者》到《阿丽塔：战斗天使》，卡梅隆创作了许多半人的异型生物，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思考？

刘慈欣问卡梅隆：近年中国科幻电影取得了一些成绩，卡梅隆最希望看到中国科幻电影能有什么样的发展？

卡梅隆：我觉得你需要把《三体》三部曲拍成电影。

刘慈欣：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应该拍一些容易点的题材，《三体》目前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能力来说还是有点困难。您感兴趣和想看到什么样的科幻电影？

卡梅隆：科幻作品这么多年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种类。您的作品里有许多故事，有关于科技发展的，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的。我希望够能看到两者的结合：既有宏大的设计，也有对人类社会以及人内心世界的思考。

我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想看到的中国科幻，不一定都要有光明的结局，但是可以多一些角色的多样性，不一定都得是相对阴暗的样子。

当然对于正在占据主流位置的中国科幻电影来说，拍的越多越好。我们应该给他们创作的自由，让他们自由探索关注的重点。刘慈欣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

刘慈欣：我接下来的工作当然还是去写科幻小说。我会尽量不去想我的作品会不会变成电影。这个想法还是挺难摆脱的，但是我还是会去努力，因为这个还是挺限制我的创作的。

卡梅隆：我很赞同。想要自由创作，就尽量不要被商业思维影响。我的科幻创作主要都是电影，这和小说还是挺不一样的。过去30-40年里，电影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上世纪30-40年代的科幻想法普及给更广阔的观众。比起科幻小说，电影一般要落后个二十年。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很奇特。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追上了许多老科幻小说的设想，而很多新的科幻思想却还没有受到广泛的传播。观众对题材十分挑剔，像反乌托邦这种主题就很难取得商业成功。在上世纪70年代《星球大战》以前，科幻作品其实都没有什么市场。

不过最近的情况还是有点变化，一方面我们有漫威宇宙这种面向市场的作品，一方面我们也有《降临》和《机械姬》这种严肃去想的作品，所以情况还是挺有趣的。

刘慈欣：我之前也很好奇国内观众对国产科幻大片的反应。不过今年春节我们至少找到了一部分答案，他们的反应还是挺让人高兴的。我认为中国科幻电影未来应该有很多种发展方向，有很传统很“硬”的科幻，也有很文学、很大众化的科幻，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我不希望中国未来的科幻电影被某个作品或者某个类型形成的框架所限制住。当然现在说这些还有点早，我们的一切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

卡梅隆：我完全赞同。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中间地带。像《阿凡达》，是一个相对偏“软科幻”的作品，但我也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飞船飞行的原理和悬浮山的成因。我希望这些东西都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尽管他们不一定会在荧幕上直接展现。

《阿丽塔》中也是一样。故事里的悬浮都市其实是个太空电梯的一部分，一直连到30000英里外太空中的另一个建筑。但是观众对这些其实没有那么大兴趣，他们可能更关注动作场面和爱情故事。我希望能在中间找到一种平衡。

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指点谁，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关注的点。我觉得刘慈欣说得很对，重要的是不要被一种框架限制住思想。科幻的本质就是要跳出盒子思考，如果你做得好，甚至不会觉得有盒子存在。

问：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刘慈欣：中国的科幻电影，可能更适合原创剧本一点。但是现在国内很缺少科幻编剧，这也是我国科幻电影发展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也需要时间去培养科幻编剧，去鼓励他们的成长。

卡梅隆：改变了科幻电影，甚至整个电影业界的《2001:太空漫游》和《星球大战》都是原创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很多，但是都很难抓到原作的精髓。电影是一个限制很多的表现形式，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可能也就能表现书里一百多页的内容。

假如有人翻拍《三体》，可能需要拍成6部电影，就算这样也不一定能还原出原作的深度。想用电影去还原书中丰富的细节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科幻电影就是原创电影，而不是去改编。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改编，只是说这么做会很困难。毕竟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把《三体》拍成电影的。

刘慈欣：关于电影改编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曾经有个香港的科幻协会送过我一本科幻杂志，封面是他们和亚瑟•克拉克的通信。亚瑟说他有个小说（《与拉马相会》）要改编成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这（个通信）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的事情。

到现在这个电影还没开拍，还不断传出改编的消息。所以三体用这么长的时间去改编也是很正常的。

《拓星者》导演张小北提问：一个国家的电影需要发展到什么阶段才能拍摄科幻大片？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拍出好的科幻电影？

卡梅隆：中国最尖端的特效技术一直在成长，现在终于能够在全球层面竞争，这是一个原因。我不是中国电影的专家，但是我感觉过去20年里中国的幻想电影大部分都是历史幻想、远古神话题材的。这种电影很有趣，很受欢迎，但不是科幻电影。

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观众的口味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在于科技的进步。中国正在变成最大的电影市场，变成最大的经济体，都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们正在目睹这一切，也在学会去适应。

我个人的理论是，当科技迅速变化的时候，人们肯定会对未来感到好奇。科幻不是去预测未来，而是去避免未来。科幻会去想象将会发生的可怕灾难，并且为我们提出预警。可能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时代精神，也希望这正是一个潮流的开始。

刘慈欣：科幻电影还是一个时代造就的东西。时代到了，科幻电影才会出现。中国必须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背景，有强烈的未来感，才有产生科幻电影的条件。

我们现在离美国科幻电影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没有向美国那样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我觉得这些困难随着努力都能克服。不过也有一些很难克服的困难，想产生好的科幻电影市场，必须有优质的原创内容，但我们国内现在缺少这样的内容。

科幻小说也好，科幻电影剧本也好，都是优质科幻电影的基础。 我们现在很缺少这种东西。说个题外的话， 科幻小说是一个人在写，科幻电影剧本是一个团队在做。但是我设想科幻电影可能会迎来个人创作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可能很快可以让一个人——我们叫他电影作家吧，不是导演，没什么可导的——就能造出一个科幻大片。

卡梅隆：导演还是很必要的（笑）。

科幻作家陈楸帆提问：关于流浪地球有很多科学元素的讨论。你们是如何看待科幻电影中科学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是如何看待的？

卡梅隆：首先我觉得我有责任尊重科学原理。虽然我拍的电影里有飞天神山，但是我可以向你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山会飞。好莱坞，或者说电影业整体不太在乎现实性和科学性，我本人很不赞同。 我希望我的作品中的科学理论尽可能准确。

另外，我觉得这个社会对“真相”的定义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社交网络可以让妄想狂很容易抱团取暖，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但是科学的价值就是让我们不是去“相信”，而是去“接受”经受过科学检验，最可能接近真相的结果。

在这个难以分辨真假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向科学寻求答案。只有一种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相，那就是科学。其它的都只不过是观点。

科学的方法，就是我们得到了数据以后进行分析，得到一个理论，然后去试着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如果不能，我们就接受它。我觉得如果要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科学。

刘慈欣：我是把科学当成一个矿藏，我从里面提取灵感。我认为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尊重科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有好的故事。我们可以试一下，试着产生一个最疯狂的想象，然后拿前沿科学和你的想象比，会发现你还真的疯狂不过它（前沿科学）。

目前我能知道的最疯狂最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就是前沿科学产生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科学中去寻找资源，别的地方这种资源找不到。

会谈部分的整理就到此为止了，整场会谈感觉两位聊得还是挺深入的，尤其是卡梅隆看过刘慈欣的作品，刘慈欣也看过卡梅隆的电影，彼此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语言。在活动最后，《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给卡梅隆献上了一幅终结者的画，为这个活动画下了句号。

*部分对谈内容有删节和调整